中國缺乏的是邏輯啟蒙

北大的經濟學教授，剛說美國限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以維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來就說中國不能開放城市戶籍，否則大城市會被搞得一團糟。邏輯的混亂令人駭然。

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教授指老上訪戶“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zhí)型精神障礙”,這樣的言論是駭人聽聞的,包括鄢烈山、楊恒均等知識分子都表達了清晰的批評,包括在網上很多發(fā)言都指責這是一種迎合某種權勢意圖的投機行為,是學術品德的問題。但在我們看來,把這個問題道德化,遠遠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

孫東東教授這次荒唐的言論,并不同于以往一些被媒體意外披露或者曝光的失言,如果他是公開說一套,私下說一套,那可以很簡單地判斷他是品德有問題。而這次孫教授是有選擇地和媒體接觸,主動地表達觀點。如果他是為了投機,他完全可以在幕后策劃,而不跳出來公開發(fā)表言論成為眾矢之的,換句話說,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相信,就是這樣,而且就該這樣,孫教授不是為了討好誰迎合誰,而是他思考的結果———就是要把那些老上訪戶送進精神病院。 這是最讓人感到悲哀的,說一個人品德不好是最簡單的,要搞清楚為什么一個北大的教授會有這樣的大腦運轉結果,才是最本質的問題。

這次孫東東教授的言論,真正激起我深深的憂慮的,不是普遍被討論的他個人的品格,因為那只是個人問題。我憂慮的是他作為一個名牌學府法學院的教授,基本邏輯思維能力的欠缺。而這種能力,不僅是做一個有分辨能力的現代公民的基礎,也是從事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

我不敢懷疑孫教授的知識水平,他一定讀過很多的書,寫過不少的書,才成為教授。但他自信地說出邏輯水平如此低的話,體現了他先天不足。我見過比他更離譜的教授,有一個北大的經濟學教授,剛引用阿馬蒂亞森的觀點,說美國限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以維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來講到中國問題,就說中國現在還不能開放城市戶籍,否則大城市就會被搞得一團糟。這些人邏輯的混亂讓我覺得駭然,而相信類似孫教授這樣的言論不是孤立的現象。

我相信問題的根子出在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學術規(guī)范上。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強調背誦和考試,甚至重復和抄襲堆砌的出版,卻不強調思考能力和嚴謹的創(chuàng)新。我們輕易地,實用導向地引進理論,引進主義,卻沒有用心去體會這些理論和主義背后的思想方法,那就邏輯(logic),那就是推理(reasoning),那就是理性(ration)。 這種知道一堆名人名言就以為自己有了思想的態(tài)度,就像一個人能把《相對論》的每一個標點符號背誦下來,就覺得自己可以被稱作物理學家一樣。正是因為缺少深刻的思維方法的熏陶,我們的一些名牌大學的教授,才會不自知地說出邏輯完全混亂的話。

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道理的,是當年的殷海光,殷先生在隨國民黨敗退到臺灣以后的反省中,痛苦地發(fā)現一個事實,他認為自己是“五四之子”,從五四開始,中國就有對民主和科學很時髦的討論,誰都掛在口邊,可為什么真正德先生、賽先生的精神卻無法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為什么臺灣有很多美國書籍介紹民主和自由,很多小孩都會背誦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國民黨都支持他們辦《自由中國》,但是臺灣卻依然沒有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最后他領會到,思想的引進并不是能背誦一整套言論那么簡單,而是要真正認識以邏輯為基礎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結論“自由的出發(fā)點是理性”,海光先生為此終生以傳播邏輯學為己任。

傳播先進的理論是好的,這并不是很困難,把這些引入中國,可以稱作是可貴的思想啟蒙。但啟蒙不應該止于此,更深入的啟蒙,我把它稱作邏輯啟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本能,讓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智者,自己能鑒別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構建自己的認識,不被情緒和沖動所裹挾,也不被煽動和誘惑而操縱。

早在西南聯大時期的金岳霖先生、臺大的殷海光先生這樣的先驅,他們畢生奮斗,把邏輯訓練引入中國教育,育成一代英才,哲人其萎,風范猶在。在臺灣、在香港,邏輯學已是各種專業(yè)的必修課,更不要說在歐美考研究生,比如GRE和GMAT主要考的不是知識,因為知識是可以背誦的,而邏輯能力是最主要的一類考題,因為有了邏輯能力,人們才能識別知識乃至創(chuàng)造知識。

而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高校中依然沒有普及邏輯學的教育。希望孫東東的言論,不是光引發(fā)出對個人道德的一番口誅筆伐,而更能夠敲響我們教育的警鐘,如果這樣不斷讓缺乏邏輯思維的老師教育出更加缺乏邏輯思維的學生,并且用這樣缺乏邏輯思維的教學體系,在不斷培養(yǎng)和選拔人才,那么學術的前途憂矣,中國的前途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