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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必會發(fā)光
現(xiàn)在人們對教育有一些批評，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社會輿論來看，很多批評教育的文章都會在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很容易引起轉(zhuǎn)發(fā)和共鳴；另一方面，一些人選擇把孩子往國外送，而且送出去讀書的孩子年齡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之所以出現(xiàn)這些情況，源于人們的教育需求沒有得到滿足。這里，我把人們的教育需求假定為家長關于孩子的教育需求——在現(xiàn)實生活中，孩子對教育的選擇更多受到家長意志的左右。家長的需求代表了孩子的需求。其實，只要單純地想想家長對教育的基本需求，然后滿足這些需求，教育的情形會有很大改觀。
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長有什么需求呢？無論家長處于何種社會階層，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盡可能活得長?；畹瞄L意味著身體必須健康。其次，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幸福。平安幸福意味著生活沒有災禍，即使遇到了困難，孩子自己也能夠克服。畢竟父母總有走的那一天，孩子終將要獨立面對生活的艱難，這就需要心理要健康、樂觀、堅強。最后，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個好人，做正確的事情。沒有人會去教自己的孩子去當壞人，做壞事。在歷史上，即使是土匪和黑社會頭子，也一定要讓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過正常人的生活。這三個需求是基本需求，其他所有需求都由基本需求衍生而來，可以稱之為“派生需求”。比如，“出人頭地”就是一種派生需求。處于社會和經(jīng)濟地位較低的階層，通常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出人頭地。但出人頭地是為了什么呢？還是為了滿足上述三條基本需求。對于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社會和經(jīng)濟地位已經(jīng)提升的一代父母來說，“出人頭地”就不再是他（她）們的教育需求目標，孩子上不上北大清華其實沒什么關系——畢竟能夠進入北大、清華的只能是極少數(shù)人——但做父母的總是希望孩子能夠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來的生活平安幸福。
滿足這三條看起來簡單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說，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當下的教育，任何一條我們都沒有做到。從身體上說，現(xiàn)在的孩子成天被寫不完的作業(yè)、上不完的培訓班所包圍，幾乎沒有時間鍛煉身體，更沒有養(yǎng)成戶外運動的習慣。學校里的體育課，也因為種種原因，其強度和對體能的挑戰(zhàn)性大為降低。上世紀80年代曾備受關注的“豆芽菜”現(xiàn)象，現(xiàn)在幾乎隨處可見，學生戴眼鏡的年齡不斷提前，比例不斷上升，身體素質(zhì)不斷下降；從心理上說，現(xiàn)在的孩子抗壓能力極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點兒的挫折和失敗，稍不如意就采取極端行動，缺乏和他人有效溝通的技巧和能力；從價值觀上說，在以高考成績?yōu)槲ㄒ讳浫∫罁?jù)的強大“指揮棒”效應下，學校在不停地給學生灌輸知識和訓練考試技巧，價值觀教育被事實上邊緣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錯誤的價值觀。走進教室，滿眼皆是殺氣騰騰的標語——“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給我扛，扛不住給我死扛”“考過高富帥，戰(zhàn)勝官二代”等等，令人觸目驚心。我們把孩子送進學校，是讓他（她）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讓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試技巧，不擇手段地升官發(fā)財，然后在不如意的時候“干掉”那些擋自己道的人。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高競爭性的選拔機制深深侵蝕了教育的肌體。它人為地把學生群體割裂成了兩大類：一類是考試成績好的10%的學生；另一類是考試成績不好的90%的學生。判定是否考試成績好的標準是學生高中畢業(yè)后能夠進入大學的層次。為什么是1：9的比例？因為全國每年約有1000萬高中畢業(yè)生，其中，約有19萬考生能夠進入985高校，54萬考生能夠進入211高校，兩者相加約為73萬，恰好是高中畢業(yè)生總額的10%。這10%的學生在四年之后的就業(yè)市場的競爭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優(yōu)勢，導致不同層次的大學畢業(yè)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差異極大，進而迫使社會、家庭和學校將注意力進一步集中在10%的學生身上。正如有些學者所尖銳指出的，90%的學生成為事實上的“陪讀”。從社會學角度說，“陪讀”現(xiàn)象可能會產(chǎn)生兩個嚴重的社會后果：一是90%的學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她）們可能會和10%的少數(shù)學生形成對立、矛盾甚至是沖突。因為他（她）們認為自己的處境之所以不利是因為有10%的少數(shù)人的存在。在以后的生活中，隨著兩大群體的學歷層次逐漸拉大，二者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深。二是90%的多數(shù)學生產(chǎn)生了“與我無關”的心態(tài)。由于長期以來在考試成績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在除考試之外的領域中的優(yōu)勢，90%的學生逐漸積累起焦慮、沮喪、失望、不自信和不信任等情緒，認為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自己的不利處境，他（她）們過得并不開心，進而對任何教育改革措施懷有疑慮甚至排斥，認為“與我無關”。近年來我走訪了一些所謂教育質(zhì)量不高——主要是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數(shù)量不多的中學，注意到這種“與我無關”的情緒正在師生中蔓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導，這種群體性的放棄心態(tài)對社會發(fā)展而言將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許多人把教育領域出現(xiàn)的問題歸咎于社會，認為是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出了問題，教育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怎么能獨善其身呢？我認為，這是在逃避責任。誠然，在從計劃經(jīng)濟體制向市場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由于舊體制尚未完全打破，新體制尚未完全成型，社會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種種迷茫甚至是混亂，但我們不能認為理所當然就無所作為。恰恰相反的事實是，越是在人心飄浮不定的情況下，教育越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歷史上，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初期的美國也曾出現(xiàn)過“拜金主義”盛行下的社會混亂，但端賴于學校體系和富于獻身精神的教育人士的努力，不斷培養(yǎng)“品性高尚、體魄強健”的“自然貴族”，逐步建立完善社會誠信體系，成功地扭轉(zhuǎn)了社會環(huán)境的惡化，正如扭轉(zhuǎn)了自然環(huán)境的惡化一樣；2000多年前的中國春秋時期，也曾出現(xiàn)“禮崩樂壞”的社會混亂，但端賴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最終使中華文脈綿延不絕。反之，盛極一時的古羅馬帝國由于教育界的集體放棄，無力抵御腐朽荒淫奢侈的社會侵蝕，最終崩塌覆亡，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教育是社會的良心。只要這個良心不壞，社會就會朝著好的方向發(fā)展。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把孩子送到美國，希望他（她）們接受良好的教育。殊不知，美國教育的精髓恰恰來自于中國古代教育的智慧——只不過，這些智慧我們現(xiàn)在自己丟棄了而已。比如，許多人贊賞美國教育體制下的孩子能夠最大限度地發(fā)展自己的天性。其實，這不就是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嗎——任何人都有其閃光之處，都應當接受教育。又比如，許多人津津樂道美國教育的“啟發(fā)式”，批評中國教育的“灌輸式”，其實，孔子從來不曾給學生灌輸所謂的“知識”，所以顏淵喟然而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還比如，許多人認為美國學校自由度大而中國學校辦學自主權(quán)少，其實，老子早就說過，“治大國若烹小鮮”，不要像煎小魚一樣翻來翻去，“無為而治”的效果最好。
也許我們正在丟失中國古代教育中最寶貴的精髓——價值觀教育。對于古代中國人而言，識文斷字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為了獲取知識，而是為了“明明德”。在13歲以前，小孩子就把一生中必須閱讀的經(jīng)典之作全部讀完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自會隨著閱歷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豐富，不斷把那些當初刻進腦子里的文字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生活的需要，“敬天畏人”，知道什么事是正確的，什么事是錯誤的，知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知道“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學習琴棋書畫是為了陶冶情操，怡情養(yǎng)性，追求賣弄技巧是連青樓女子都不屑于做的“末技”，所以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但在當下的教育里，學生們掌握了大量的知識，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卻丟棄了文字背后的精神和信仰；孩子們穿梭于一個又一個藝術(shù)技能訓練班，卻缺乏對美和藝術(shù)的基本鑒賞力。事實上，如果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學了那么多的知識和藝術(shù)技巧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認為，能夠滿足家長關于孩子教育需求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養(yǎng)成戶外運動的習慣，擁有強健體魄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擁有一顆樂觀積極的心靈，勇敢面對生活中種種挫折和不如意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能夠讓孩子明辨是非，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線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滿足這些簡單的需求并不難，只需要教師有一顆愛孩子的心，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做到。最關鍵的是，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要與之相配合并加以引導，使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不是接受了大規(guī)模重復性訓練的學生能夠進入自己理想的大學。做到了這些，我們在家門口就可以滿足對孩子的教育需求，為什么還要把孩子漂洋過海送到異國他鄉(xiāng)去接受“人家的教育”呢？
